基督宗教与中国现代化

引论

“现代化”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充满希望、极富吸引的表述。人们在立志早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时，所憧憬的乃是科技的进步、国力的强盛、社会的开明、制度的公正、文化的繁荣。不过，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非一条自我封闭之道，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积极参与国际交往与合作之举，正表明了中国现代化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向世人展示了其融入国际社会、与世界接轨、迎接全球化挑战的决心和信心。正是在这种全球性的审视和投入中，方兴未艾的中国现代化事业亦与各种思潮相遇、接触，包括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理念及其实践的置疑、反省和批评。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既有着自我步入现代之独特进程的纵向性历史对比，亦有着与他者在世界现代化发展中之经验、教训的横向性现实对照。中国的现代化正是在这种历史积淀和国际影响之复杂交织中得以实施和发展。

鉴于上述时空参照，中国现代化正观察甚至直接体验到一种“前现代”遗存、“现代性”探索和“后现代”批判的共构并存。为了解决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吸收人类文明所提供的优秀精神遗产，借鉴其它国度和民族在实现其现代化上的成功经验，对中国人而言既有着重要性、亦有现实性。正是在这个层面，基督宗教与中国现代化有什么关联或关系，则可为我们提供一些思索和启迪。

一、基督宗教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关系

过去中国学术界曾流行过一种看法，认为西方现代化乃是冲破中世纪“千年黑暗”才得以兴起和发展。随着对西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看法已基本上得以克服。其实，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并没有长达“千年”之久，它主要指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至9世纪前后加洛林王朝兴起之间三、四百年的历史。此后，以基督宗教为特色的欧洲中世纪文明得以迅速发展，其多次文化复兴从思想精神、物质资源、社会体制等方面为西方现代化的崛起准备了条件、提供了温床。对此，余英时曾做过如下概括：“西方自宗教革命与科学革命以来，上帝和理性两个最高的价值观念都通过新的理解而发展出新的方向，开辟了新的天地。把人世的勤奋创业理解为上帝的召唤，曾有助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把学术工作理解为基督教的天职也促进了西方近代人文教育与人文学术的发展。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法则、有秩序的，而人的职责则是运用理性去发现宇宙的秩序与法则。这是近代许多大科学家所接受的一条基本信念，从牛顿到爱因斯坦都是如此……在政治、社会领域内，自由、人权、容忍、公平等价值也不能脱离上帝与理性的观念而具有真实的意义。西方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不仅没有因为现代化而崩溃，而且正是现代化的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源泉。” (1)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曾广泛讨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而在当代中国掀起了一股“韦伯热”。这一讨论的焦点是新教伦理对产生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所起到的决定作用，“潜在的精神力量”对一个民族现代发展的推动、及对其“可持续性发展”的支撑。它从一个重要侧面也揭示出基督宗教对欧洲现代社会的崛起所提供的重要精神启迪、思想动力和价值保障。而在历史学的意义上，这些理论亦指出了基督宗教曾为西方现代化发展起过关键作用、有过重大贡献的历史事实。

当然，基督宗教作为西方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核心代表，自身会存在许多“前现代”的思想因素和结构形态，这种传统积淀曾形成一些阻力，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给基督宗教带来各种危机。同样，西方社会自身在其发展中亦产生出一些矛盾，形成种种危机，这些危机曾在20世纪初以“世界大战”和“经济萧条”的方式集中爆发出来，从而对整个西方社会及其基督宗教文化体制带来沉重打击。不过，一些现代西方思想家非常欣赏中文对“危机”之表述的文字构成和意义诠释：“危机”既指带来的“危险”或“危难”，亦指由此给其更新与发展所提供的“机会”和“机遇”。从总体来看，应该说西方现代化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已渡过了上述危机，并抓住了一些发展机遇。而基督宗教也在克服上述危机的过程中得以调适和发展。

考虑到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自身出现的滞后，基督宗教亦加强了其现代意识，提出体现“现代性”的相应改革和创新。例如，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会组织召开了实现其全面改革、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这一革新的最初倡导者和组织者教宗约翰二十三世提出了“跟上时代”（aggiornamento）的著名口号，从其信仰角度表现出了“与时俱进”的精神。“梵二”会议使当代天主教会得以全面融入现代社会，使之对西方现代化的进程有着直接的参与和监督，对其出现的问题也有着直接的警示和批评。

此外，当西方现代化出现“后现代”的挑战，当解构性、破坏性、否定性的“后现代”思潮要荡涤一切、否定一切、破坏一切而并无“破”后再“立”的理念和构想时，基督宗教以其信仰精神而参与了对西方“后现代”意识的重构，并提出了一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从而尽量扬弃激进“后现代”思潮中的失败主义和虚无主义情绪，给人带来希望、乐观、肯定和积极的情趣，以便为西方社会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发展或过渡提供意义支撑及信仰保障，防范其出现社会危机和精神崩溃。正是从上述各个方面，可以说基督宗教对西方现代化进程有着实质性参与，并为其“可持续发展”不断提供着“潜在的精神力量”。

二、基督宗教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联

中国在封建强盛时期曾有过“中央之国”的自信和豪爽，并以这种“君临天下”的姿态通过丝绸之路、遣使出洋等表现出其海纳百川的开放气魄及包容胸襟。然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近代史上曾是一段“屈辱”的历史、“被动”的无奈。“鸦片战争”带来的“不平等条约”、“五口通商”等给中国人的精神创伤和经济压力，亦使之对“现代化”有着一种极为复杂的感受和心态。在这一过程中，基督宗教实质性传入中国并得到普遍发展，但因其与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历史关联，亦使基督宗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变得极为复杂和微妙，这种敏感性迄今仍能使人深深体悟。

其实，基督宗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可以追溯到远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明末清初之“西学东渐”、“东学西传”。自16世纪以来，西方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东来中华，为其传教之需而给中国人带来了当时西方的科技知识，间接引入了西方现代化初期阶段的成果或信息。尽管有些中国学者认为传教士引入的科技知识及理论在当时西方并不是最新或最先进的，却仍给当时在封建理念和知识结构怪圈中徘徊的中国人带来了启迪、震撼和耳目一新的感觉。例如，传教士介绍的西方地圆学说和世界舆图之测绘，矫正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天圆地方的观念，从此在科学意义上不再视中国为“中央之国”或“中心之国”，而有了一种世界视域和眼光。这种现在看似清楚、简单的科技常识在当时对中国人的观念更新，冲破封建、放眼世界、从观念上首先步入现代化进程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启蒙作用。当然，按照中国传统的解读，“中国”之“中”乃”插于筒内的书策”之意，故指“有文字的 国家”或“文明之邦”。但在历史上，仍有“中土”为“中”之理解，在认知世界的视域上有一定局限。可以说，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知识、精神价值和制度观念对中国人“现代性”观念的形成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功，却仍为中国人之“现代性”意识一次意味深长的预演。

“鸦片战争”之后，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各派传教士接踵而至，纷纷入中国传教，亦曾带入了一些西方现代化的理念、经验和实践。其对中国现代科技理念的形成、对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现代医疗保健体系、现代新闻出版事业、以及现代管理经营思想等的发展等，亦有过不可否认的文化贡献。此外，传教士还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当时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推动了对传统科举制度和对妇女缠足陋习等的废除。但如前所述，由于传教士活动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条件，其宣教事业作为整体在中国人的视域中并没有得到肯定，而被归入西方列强“文化侵略”的框架之中。而其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曾有过的关联和意义，亦因其政治定位而湮灭。这对于基督宗教与中国现代化的相遇而言，应该说是一种深深的“历史遗憾”。

1949年至1976年，中国处于一种“封闭”或“被封锁”的状况，西方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的隔绝使其“遗憾”仍存、误解加深。在此阶段，中国基督宗教在与西方差会“割断”联系的同时，则以其“三自爱国”运动的实践逐渐融入中国社会，参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建设。但总体来看，由于其人员不多，影响不大，在这一中国现代发展中仅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回到国际社会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现代化”亦成为其最为醒目的标识之一。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和互相“沟通”、“对话”的氛围中，基督宗教作为在全球化处境中世界最大的宗教，自然又与中国社会及其现代化进程重新相遇。可以说，这次相遇是基督宗教消除其认知误解、弥补其“历史遗憾”的一次重要“机会”或“机遇”。但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多层次交往中，基督宗教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虽有一定的积极表现和相应贡献，但这种“相遇”的前景仍不十分明朗，其结局亦难以预测。当前，基督宗教在中国现代化的关联会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其作为西方社会主流宗教或最大的宗教，其与中国的关系会取决于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关系和对中国现代化的态度；基督宗教在西方母体社会中可以起积极的调解、引导作用，使西方社会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公平、公正的态度和积极、建设性的回应；此乃基督宗教消除与华误解、扬弃历史遗憾最为关键之处，亦是其可能达到的重要贡献。二是基督宗教在中国社会之内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角色，基督宗教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社会建构，应以其信仰中“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为人赎价”的核心精神来参与中国社会的重建及其现代化的进程，而不能以一种居高临下，頤指气使的态度来面世或表现其尚难被人接受的“先知精神”及“批判精神”。中国现代化不可能是“全盘西化”或“资本主义化”，因而来自不同社会及文化背景的宗教或其它信仰者的基本共存姿态应是一种“对话”、“沟通”之态，这种在全球化氛围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对话”即一种“跨文化”、“跨宗教”、“跨信仰”的对话，对话的各方可交流、比较各自的精神及社会经济或其它思想资源，“求同存异”或“和而不同”，其指归在于构建一种“和谐的社会”，这种“和谐”既是中国的“和谐”、亦应是全世界的“和谐”。而现代化的实施和成功则是这一“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基督宗教若能以其深厚的历史资源和博大的现实资源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精神、舆论、环境或实质性支持，则是其为现代和谐社会可能贡献的宝贵财富，从而也可力争实现其“在地上有平安”的理想。

卓新平

(1) 金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