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政策

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能源的过度消耗和污染的过度排放，中国的资源环境形势非常严峻，对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为此，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逐步转变以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五个方面的统筹发展。其中，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最为重要。

一、中国的资源问题究竟有多严峻

经济发展表现为人均GDP的增长，也意味着人均能源消耗量的增长。我国经济近年来高速增长，是因为从1990年到2001年10年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100%（从1.18亿吨到2.35亿吨），天然气增长92%（从114亿立方米到277亿立方米），钢增长143%（从0.67亿吨到1.63亿吨），铜增长189%（从72. 9万吨到211万吨），铝增长380%（从72.4万吨到354.5万吨）、锌增长311%（从36.9万吨到152.3万吨）、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从217万吨到816万吨）。

中国在世界上最大的比较优势是人口众多，最大的劣势是资源不足。中国经济20多年来的基本特征，就是劳力换资源。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我们现在的资金投向很有问题，资源型投资太大，去年固定资产投资增45%，全部投向房地产和汽车。今年统计局公布的全国1000家最领先的工业大企业全是耗能最大的企业，如石油、钢材、汽车等等。2003年的经济增长9.1%，但却消耗了16亿吨煤，2.5亿吨油，2亿吨钢材，8亿吨水泥，按此消耗量，追上美国目前的人均资源消耗量，整个地球也不够我们消耗，难怪美国的布朗先生惊呼：“谁来养活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日益提高，2003年，石油对外依存度达50%，钢铁44%，铜58%，铝30%。2010年，我国大部分重要资源皆依赖进口。如此下去，国内的资源会耗尽，世界也难以承受，国际间为资源与市场的矛盾将不可避免地爆发。过多的人口带来就业压力，就业压力带来过热的经济，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能源的巨大消耗，能源消耗带来严重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所有经济活动一方面要从自然环境中开采资源，一方面又要向自然环境中排放废物，一进一出都会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我国能耗高，单位产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美国的2.1倍，印度的1.65倍。比如我国每万美元消耗的铜、铝、铅、锌、锡、镍合计70. 47公斤，即是日本的7.1倍，美国的5.7倍，印度的2.8倍；再比如，我国的水资源在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上为0.4，仅是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100立方米，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与此同时，我国污染排放强度高，单位GDP氮氧化物是日本的27.7倍，德国的16.6倍，美国的6.1倍；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是日本的68.7倍，德国的26.4倍，美国的6.0倍。也就是说，我们拿到手的每一笔收入背后，都要付出更多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大的环境污染代价。而这些代价，都要由中华民族的子孙来承担。

种种危险信号表明，我们的资源和环境再也无法支撑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是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大国，不是经济强国。

2003年，日本GDP折合人民币约为34万亿，约为我国11万亿GDP的3倍，但其能源消耗量却远小于我国。他们从同量的资源中，能取得比我们高数倍的经济效益。他们的人力素质、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效率方面，也远远高于我国。世上本无废物，只有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所谓垃圾和废物，其实就是没有进入综合利用系统的自然资源。如何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如何降低开采自然资源的总量，如何减少废物的排放量，是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建立一个资源节约型的社会生产体系，已到了非常紧迫的时刻。

二、中国的环境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先说说水资源污染问题

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4，特别是北方和西部部分地区已列入国际公认的极度缺水区域。全国600多个城市中2/3供水不足，1/6严重缺水。大多河流开发利用率超过国际生态警戒线。地下水超采十分严重，由此引发地面沉降，华北地区形成较大地下水漏斗20处，总面积达7万多平方公里。与此同时，2003年废水排放总量达到500亿吨，生活污水占53%。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1293万吨，超过环境容量 62%。2003年全国七大水系409个监测断面，劣五类水质占30%，基本丧失使用价值。全国75%的湖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我国大城市的饮用水问题比较突出，全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

其次是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问题

近十年全国水土流失仍很严重，局部地区如宁夏、重庆和陕西等省的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一半。西南地区石漠化影响大、危害重、恢复难。1999年云南、贵州和广西石漠化土地面积比1986年分别增加了45%、62%和28%。截至1999年底，全国沙漠和沙化土地总面积达174.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沙化面积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 每年沙化1560平方公里; 80年代每年沙化2100平方公里;90年代每年沙化高达3436平方公里, 等于一年沙化掉一个大县的面积。

再说说空气污染问题

2003年，二氧化硫、烟尘、工业粉尘的排放量比2002年分别增长12%、5%、8%。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2167万吨，超过环境承载能力81%. 2003年监测的340个城市中，轻微污染和严重污染的占60%. 人口规模在200万的特大型城市空气污染最重, 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出现煤烟和汽车尾气复合型污染，甚至出现类似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的污染现象。如今，酸雨覆盖我国1/3的国土面积，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各省。2003年与2002年相比，酸雨控制区面积仍在扩大，浓度仍在增加，污染仍在加重。

最后说说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问题

2002年，城市垃圾清运量为1.36亿吨，垃圾处理大部分采用简单填埋；小城镇和农村垃圾基本上是露天堆放。我们抽样监测的329个生活垃圾处理厂中，达到无害化处理的仅为15.6%。垃圾填埋场二次污染普遍, 全国47个环保重点城市垃圾填埋场造成地下水污染的超标率达89%。危险废物污染更令人担忧。2002年，全国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1000万吨，没有安全处置的达360万吨，1996年以来累计堆存的已达2600多万吨，医疗废物年产生量62万吨，是危害最大的一种有毒废物，安全处置水平很低。产生的废气、渗滤液、淋溶水严重污染地下水，危害人体健康。因此，带来了严重的土壤污染。受工业“三废”污染危害的耕地面积已达9000万亩。粮食和蔬菜中农药和其他有害物质残留超标也十分突出，由于污灌和不合理施用农药、化肥，使土壤受到进一步污染。

以上是老污染问题。老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污染问题又出现了。如电子垃圾，如核废料，如室内污染，如物种多样性，如海洋污染等等，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三、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政策思考

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提出12年，至今尚未真正落实。新近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更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设计, 更需要出台一系列新政策新法规，否则, 再好的理念与战略, 也会沦为形式与口号。

第一必须加快研究实施绿色GDP

我们需要有一套充分体现环境和资源价值的综合指标来评价国家的真实发展状况，这个指标就是绿色GDP。经济产出总量增加的过程，必然是自然资源消耗增加的过程，也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过程。我们从传统GDP中，只能看出经济产出总量或经济总收入的情况，却看不出这背后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成本。在实践中，GDP核算法有时会很荒谬，因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能增加GDP。它反映不了国民的净福利水平，反映不了国民的生活质量水平。

绿色GDP就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目前，学术界围绕绿色GDP还有许多争论，全世界还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实施绿色GDP面临着技术上的难点。由于环境要素并没有进入市场买卖，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环境要素的价值。专家们提出一个倒算法，即按市场成本，估算一个问题：例如使黄河变清要花多少钱？恢复一片原始森要投入多少钱？这种倒算法，尽管仍有缺陷，但在一些地区和项目上，还有实施的可能。实施绿色GDP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意味着全新的政绩观。过去，各地区干部的政绩观，主要以GDP增长为核心。如果实施绿色GDP，衡量政绩的标准就变了，扣除了环境成本，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数据就会大大下降。观念的转变有一个渐进艰难的过程，但我们必须边探索边实践地走下去。

国家统计局从2003年开始对我国的自然资源进行实物核算。这项工作是绿色GDP核算的基础。目前国家统计局和环保总局正在积极组织研究和实践。

第二要将环保指标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

绿色GDP核算的结果，必须能用来考核各级官员，才能使各级决策者真正把行为转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国家已将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保护环境已成为各级政府管理者的职责所在，如今，“考核官员的环保责任”已成国际趋势，2002年的南非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便强调建立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问责制”。要使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得以统一，我们就要研究绿色GDP的衡量指标，形成我们衡量选择政府官员更全面的标准；要将公众环境质量评价、空气质量变化、饮用水质量变化、森林覆盖增长率、环保投资增减率、群众性环境诉求事件发生数量等指标纳入到政府官员考核标准；要将当地政府对中央政府各项环保法规政策的落实情况也作为指标纳入政府官员考核标准。环境政绩一定要与政府官员任免密切挂钩，尤其是各地各部门的主要管理者要成为环保考核的对象和环保责任的承担人。反过来说，新政绩观带来的新考核标准，对那些仅以单纯GDP增长为业绩而不惜破坏环境资源的官员，对那些只知道耗费财政与社会财富搞“形象工程”的官员，不能提拔重用。

从社会发展来看，民主法制的进步是社会稳定的核心。如何既使社会稳定，又能切实推进民主法制的进步，应成为官员考核极为重要的指标。群众的上访次数和规模、刑事案发率、教育普及率、信息公开度、公众参与度、依法行政水平、道德文化建设等社会综合发展指标，最能有效地说明政府管理者的民主法制素质，也最能有效反映政府管理者的执政水平。官员的考核指标是各级政府管理者工作方向的“指挥棒”。官员考核指标的设定是一项系统工程，要通过深入细致的调研而科学合理地设定。要引导政府管理者从单纯追求GDP的盲区中跳跃出来，促进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要引导政府管理者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规划未来，立足长远；要引导政府管理者尊重自然规律，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共赢”。

考核标准的落实，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党内来说，就是以绝大多数党员的“满意”为本，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社会来说，就是以绝大多数人民的“满意”为本。这就带来第三个政策。

第三是必须保障公众的环保参与

公众参与是指群众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权利。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的职能定位，已由过去只抓经济抓企业，逐渐向以主要抓公共事务管理过渡。公共事务，包括人口与就业、教育与文化、资源与土地、环保与生态、治安与稳定、医疗与交通等各个领域。群众有权利理直气壮地参与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有权利对公共事务过问、咨询、提意见。世界环保事业的最初推动力量来自于公众，没有公众参与就没有环境运动。

中国环境保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公众参与的民主法制机制不足是重要原因。中央早在1978年就明确规定：对于那些严重污染环境，长期不改的，要停产治理，并追究领导责任，实行经济处罚，严重的给予法律制裁。但二十多年下来，有多少官员因污染环境而受到法律制裁了呢？又有多少因发展不当而破坏生态的错误政策得以根本性纠正呢？好的政治理念必须依靠公众来响应，必须依靠公众参与来落实，必须依靠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来贯彻。

首先要转变思想观念。要明确认识到公众参与环保的权利是国家法律赋予的，政府和部门有义务来回应和保护。公众参与不是施舍，是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新政绩观，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有益尝试，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其次要环境信息公开化。通过公布相关信息，特别是突发性的环境公害事件，借用公众舆论和公众监督，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制造者施加压力。我国政府为推进环境信息公开已做了诸多努力，如每年公布环境公报，每月公布大江大河水质状况，每天公布城市空气质量，但还不够。

再其次是环境决策民主化。2003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意义十分深远，它规定政府机关要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专项规划，应当在该规划审批前，通过举行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意见。意味着群众有权知道、了解、监督那些关系自身利益的公共决策；它意味着谁不让群众参与公共决策就是违法。我们要尽快为公众参与的具体程序制定明晰的法律规定与诉求方式。

四是环境公益诉讼。所谓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了社会公共利益，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起诉讼。而我国现行的环境诉讼法律规定中，惟有直接受害人才有权提起民事诉讼，最后被归于民事法律管辖范畴。由于环境权益不仅仅属于私人权益，更属于社会公益，所以在欧美各国的环境法中，都普遍采用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我国司法应当尽快扩大环境诉讼的主体范围。

五是加强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关系。各类民间环保组织，除极少数不顾中国国情、生搬西方模式的极端环保主义者外，大多数都是积极健康的群体。政府机关要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建立政府与公众对话的平台；联合他们共同开展公益行动；并就重要的公共政策进行专门的解释与沟通。

第四是用生态补偿来体现社会公平

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一定是社会公平的体现。

我国农村与城市的环境保护不公平现象很突出。如农村使用城市提供的化肥、农药，生产出农产品后低价提供给城市，留下了地力衰竭、生态退化和农业面源污染；如城市水环境的改善主要通过截污，城区河水变清了，农村水污染却加重了；如城市通过将垃圾简单填埋，城区垃圾减少了，城乡结合部垃圾“二次污染”加重了；如城市将污染企业转移到农村，城市的环境质量改善了，而农村的空气污染加重了。总之，从能源消费来看，农村人均消费低，污染排放少，城市人均消费高，污染排放多；环保基础设施和环境管理主要集中于城市，城市居民享受公共服务多，农民获取的少。因此，城市应该向农村付费。应该建立城市财政补偿农村环境的固定渠道，就是说，谁消费的环境多，谁就要做出更多的补偿。即便在城市内，也应有相应的生态补偿，如对用水多的，对排污水多的就应该加倍收费，对于那些特困户，只要在生存用水范围内，就应该减免收费。还有，对那些洗车和桑那等高消费活动，应该高额征收水费。高档住宅也应该向环境付费，谁在环境优美的地区买房，谁房子占用的空间大，谁就应该支付更多的环境成本。对汽车、化妆品、电器等高档消费品要征收消费税，要在企业和个人收入所得税中增加环境附加税。总之，要让生态环境付费的观念深入人心，让环境付费的设计覆盖更多的消费范围，在使用环境上再也不能有“免费的午餐”。要让使用环境的付费作为调整消费行为的杠杆，引导消费者选择绿色环保产品，引导生产者追求节能防污的工艺和技术；要把使用环境的付费作为调节人群贫富差距的杠杆，让高收入阶层拿出更多的钱改善环境，让低收入者享受到更多的环境权益。

调节区域贫富差距也是同一道理。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发展经济中已先行一步，那西部地区怎么办？东部地区应拿出相当的资金来补偿西部生态，而西部地区应用补偿的资金发展生态农业，实行生态移民，开发生态经济。还可以探索流域上下游补偿机制，如让下游环境的受益者补偿上游环境的保护者，而不是让下游无偿享用上游提供的优良环境。这一系列的政策还需进一步深入细致地研究，就不再展开了。

最后，谈一下国际环境补偿问题。世界也很不公平，以石油为例，全球为人类提供了1420亿吨石油，而美国一家消费的石油就占27%。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虽然不足世界人口14%、矿产品消费却达到全球的70%。正是由于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全球的环境问题才如此突出。因此，发达国家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但令人遗憾的是，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郑重承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应占本国GDP的0.7%，还应无偿转让环保技术。10年后，当世界各国首脑再次聚会南非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却由占GDP的0.36%下降到0.23%，除了北欧几个小国，发达国家普遍失信，美国尤为突出，“京都议定书”就是例子。技术转让也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由而没有实现。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价，从1972年世界各国共同保护环境开始，全球环境恶化的脚步从没有停止。全球的资源主要供养了发达国家，全球的环境主要被发达国家挤占，如果占世界人口86%的发展中国家重蹈传统工业化的覆辙，我们的地球将不堪入目，甚至面临崩溃。因此，我们要用各种方式，敦促发达国家履行自己的诺言，减轻对全球环境的冲击，支持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五是我们一定要走生态科技之路

一万年前，在人口资源的压力下，人类由渔猎采集文明向传统农耕文明转型。农耕文明一万年以来虽有各种自然灾害和战争，但人类总的来说是稳定和安全的，因为当时的科技主流顺应了自然法则。中国历代农民都知道“取之于地用之于地”的道理，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秸秆，消费食物后的粪便，都作为农家肥再还到土地，保持了土地能量的循环使用。农民砍伐山林薪柴，也是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使村庄周围的燃料能永续利用。世上任何科技系统，都应该限定在一定的资源范围内，支撑起特定的人口和文明形态。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科技，一向是根据耕地、山林草泽和水的资源总量，来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由于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自我调节的、可持续利用的生存智慧，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因此延绵至今。与传统农耕文明相比，传统工业文明通过全新的科技手段开发了更多的矿产资源，集约化地利用了更多的土地和森林，带来了人类财富和人口总量的膨胀，形成了一个以扩大物质消费为根本导向的社会。仅上世纪100年来所消耗的能源总量就远远超过人类几千年消耗量的总和。传统工业文明大量开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污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无限扩散，终于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逼了出来。人类终于深切感受到地球资源和环境的有限。所谓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将自然资源转化成可用财富的进程，所谓的现代化社会，就是人均资源消耗高、排污量大的社会。由于人口增加，由于物欲横流，由于工商业的发展需要，人均资源消耗量直线上升。

在全球资源环境压力下，发达国家早已全力发展新能源和循环经济。发达国家新能源的开发（氢能、太阳能、风能等清洁丰裕能源）和循环经济的发展（资源的循环可再生利用，零垃圾与零排放）正将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转型阶段。谁最早转型成功，谁就是未来的主人。转型的关键在于探索“生态科技之路”，而新能源和循环经济即是“生态科技之路”的核心。

从现有能源结构看，工业经济目前的化石燃料如石油、煤、天然气等都不能回收，燃烧后就消失了。更何况石油、天然气的储量仅够人类再使用40～50年。世界各国对此高度重视。美国一边在伊拉克打仗以保障石油的安全，一边全力发展新能源。布什要求在2040年用新能源替代石油进口。为什么偏偏要求到2040年呢？因为全球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仅为1400多亿吨，按目前产量，静态保障年限正好只有40年。如果没有发现新的大油田，到2040年时世界已没有石油供应美国。众所周知，美国人口只占世界5％，却消耗着世界能源总量的30％，但美国仍对自己的能源未来充满担忧而大张旗鼓地开发新能源，确令人深思。1980年，美国第一架太阳能飞机上天。1995年，美国政府颁发“绿色化学挑战奖”以鼓励绿色科技发明者。

2002年，美国10辆太阳能驱动的汽车无声开动。过去的4年中，太阳能和风能连续以40％的速度增长。风力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能源，从1995年到2002年增长了6倍，从4800兆瓦特到31100兆瓦特。世界上现在的风力机组发电总量，已可满足4000万欧洲人的家庭需要。

从循环经济看，工业经济中的有些资源在使用过程中本身并不会消失，如铁、铜、铝等等。这样的资源只能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来解决，使它们永远处于循环利用之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环境的恶化和资源成本的攀升，逼使一些企业开始追求一种建立在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综合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生产和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都可经过处理后再以资源的形式重新进入生产流程。这便是循环经济。丹麦取缔了燃煤能源工厂和一次性饮料生产线，首都哥本哈根32％的交通使用自行车。日本的《家电循环法》，使上百万台旧家电变废为宝；《汽车循环法案》使几百万吨旧汽车变废为宝；《建设循环法》使几千万吨建设工地废弃物变废为宝。日本还计划到2010年把垃圾掩埋量从现在的7400万吨／年减少到3700万吨／年，到2050年计划减少到370万吨／年，最终达到“零垃圾”目标。

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新能源和循环经济的技术皆有突破性进展，为什么迄今仍没有全面普及开来呢？这是由于传统能源与工业集团的阻挠，西方各政党受到强力制约。新能源和循环经济技术一旦普及，将对原有利益格局带来巨大冲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控制全球石油贸易的几大石油公司，尽管研制氢能与太阳能最有积极性，但他们为了现有的利益，将这些科研成果封锁在自己的试验室中，以知识产权的名义限制转让。他们既要占尽现有石油利益格局下的好处，又要为石油枯竭时代的到来而“未雨绸缪”。在最后一滴石油没有被用干以前，新能源技术就难以真正普及。当然，由于规模限制，新能源和循环经济技术产品的成本也很高，也是普及受阻的另一原因。因此说，新能源和循环经济的普及，已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制度和利益问题。但反过来说，别的国家发展新能源与循环经济早一天晚一天问题不大，惟独中国不成。因为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容量已到支撑的极限，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新能源使用成为惟一可行之路。代价再高，成本再大，我们都得走。

集中资源干大事，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应充分发挥政府绿色引导和绿色控制的能力，将政府财政大规模投向新能源开发和循环经济，将政府的系列优惠政策去鼓励新能源开发与循环经济。在美国，每购买一辆使用新能源的汽车可减免联邦税2000美元；在丹麦，强有力的税收政策鼓励人们以风力发电。这便是我国未来绿色税收等环境经济政策的参照样本。政府应当积极支持那些走在生态科技前列的企业，使它们逐渐成为中国企业的主流，因为生态科技的主体是企业。政府还应当把那些迫在眉睫的生态科技难题迅速推进，如保障人体健康的污染防治技术，如大面积生态退化的修复技术，如区域污染治理的综合技术，如生态监测预警的科技系统等等。政府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要抓一些关系国家民族未来成败的大事。这些大事，暂时无利可图但关系国计民生，是政府真正的义务。

中国本来就是传统工业文明的迟到者。迟到就要挨打。1840年到1949年之间，中国受尽列强欺凌。如今，我们不能在生态工业文明的路上再次落后，否则那心酸的大刀对火炮的历史仍会重演。试想，如果别人用的是太阳能飞机与氢能汽车，我们的飞机与汽车仍是用日趋枯竭而污染环境的石油，这样的国力如何与人家竞争？发达国家如果在能源结构和循环经济科技上取得根本性突破，从而决定放弃旧的工业经济科技转向全新的生态经济科技，那我们多年以极高环境成本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将统统成为笑话。有人将传统工业文明称之为“从摇篮到坟墓的文明”，因为传统工业文明把自然这个生命摇篮变成了生命的坟墓。又有人将新出现的生态工业文明称之为“从坟墓到摇篮的文明”，因为它抛弃了与自然对抗的科技形式，采取了与自然和谐的科技形式，从而打开了更丰裕更和谐的时代。一定的科技系统，指向一定的资源范围。传统工业文明科技指向了稀缺、污染、不可持续的资源范围，而生态工业文明科技则指向丰裕、清洁、可永续利用的资源范围。我们要围绕循环经济与新能源开发，构建中国的新伦理、新制度、新文化，使中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日趋生态化，这才是我们中国未来真正可持续的现代化。这是一项共同的事业，这是一项艰难的事业，我们这代人不得不承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