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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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危机之后，与会者普遍认为对国际金融秩序的重新定位势在必行。为了推进金融市场的自由化，中国自身也正在进行着法治改革和结构调整。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和人民币的国际化。
在此次会议的第一个板块，与会者就金融市场的规制和竞争，以及相关的金融市场发展趋势、转型过程和相应的解决方案等诸多问题展开讨论。鉴于跨境贸易活动的存在，国际层面的联合规制尤其不可或缺。在此，德国财政部的Anne DETER博士以欧洲金融体系为例特别强调了创建一种国内和国际相互关联的控制和修正金融体系的必要性。
在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第二个板块，演讲嘉宾们纷纷指出，中国的法律环境亟待改善。其中就包括建立国家层面上的相应监管体系。国外银行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门槛依然很高。此外，中国也应该放开诸如国外银行在债券市场的准入，以及取消对其在自有资产比例方面的限制等。
在有关金融市场发展的第三板块，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一种智慧的、又不会给规制带来太多负担的机制尤其值得期待。对此，来自德国慕尼黑科技大学Christoph KASERER教授的建议是，本身自有资本率很高的银行就可以不必受到监管。除此之外，银行业还应该更多地关注和参与到企业的融资领域中来。
与会者在第四个板块着重探讨了跨国金融秩序的优化和未来。正在运营中欧盟的银行联盟不妨可以视为这种机制的某种楷模。进而，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上海）的史广龙博士介绍了国家基金的性质和功能等问题。他认为，这或许可以作为一条未来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连接国家和市场之间的独立机制来看待。
通过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上海办公室主任何彼得博士主持的公开讨论，专家们共同总结并回顾了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这六年所能给人们带来的启示有哪些。讨论中提及的机构性改良，如欧盟的银行监管或加强作为全球治理机构的G20等机制。
对中国来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与其重要性的发挥离不开其他国家的支持。国际金融体系依然是不透明的，这也表现在中国经济（金融）的主要领域中。这恰恰导致了国有业态的效率和稳定性等突出问题。
欧盟和中国同样存在明显的高负债的问题。据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沈伟教授称，不同的国家因国情不同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他进而提出规制的总体界限问题，因为过于严苛的监管会挫伤经济主体的生产积极性，税收外流等也对国家发展不利。此次学术研讨会，人们从欧洲和中国的不同视角深入广泛地探讨了“金融市场规制”的各种议题。这些讨论使我们明确，什么样的改革和规制已经实施，哪些问题还依然存在，以及在上述两个国家和地区存在怎样不同的改革态度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