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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留下来的争端直到今天依旧是引发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冲突的导火索。乌克兰冲突以及在中国东海、南海领域发生的领土纷争都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在所有这些事件中缺乏的是对历史过往批判而坦诚的评价以及一个和解的姿态，而这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平民主义提供了思想依据。最后，还存在机制方面的不足，因为一种完善的机制能够有效地缓和调解冲突。
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上海办公室主任何彼得博士（Dr.Peter Hefele），在开幕时指出，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告诫我们，维护和平绝非易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重构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的尝试并未获得成功。二战后，欧洲各国的联合却成为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和解与和平项目。它显然也可以作为世界其他地区学习的典范。
柏林自由大学全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Klaus Segbers教授，提出，对现有的潜在冲突问题缺乏意识具有风险性。他认为，自冷战结束以后，地区及全球范围内从未出现过如此激烈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非所有参战国的本意与企图，人们是“稀里糊涂地”卷入这场浩劫。今天，历史重蹈覆辙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接下来，历史学者与记者朋友展开了讨论，其焦点主要集中在和解与冲突研究的争锋相对，以及媒体的作用等诸多问题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任琳博士，提出了她的观点，即从对历史的反思和欧洲各国和解的先例中，我们可以吸取有用的信息，以完善解决国家间冲突的机制。
上海东方早报国际新闻版主编魏星，提出的问题引发了关注。他认为，媒体（不单指中国媒体）在重要政治问题上，经常扮演政府“传声筒”的角色，不能客观地报道，这有可能加剧冲突的恶化 。然而作为媒体，应首先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可以与读者进行更加直接的互动，比如通过社交媒体，以此来消除公众已形成的偏见。
香港政治学者钟子祺博士，主要从事与“欧亚历史反思”课题的相关研究。他阐明了社会经济与政治各个因素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它们对一个社会的历史自觉意识的影响。由此他觉察到欧亚间的一个根本性差异，亚洲目前还处于民族主义阶段，而欧洲社会已进入后民族主义阶段。
最后，专家与来自中国、亚洲及欧洲的参与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首先包括了历史的作用，如何处理和面对自身的罪责以及媒体的角色。这样的讨论表明，此次主题的深入辩论对亚洲社会而言尤显意义非凡 。各国对各自战争和殖民历史的回顾，不仅是对过去的批判性反思，以及对所应承担责任的正视，更是避免新的冲突发生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