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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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们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环保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来，由此希望能够对国家气候政策制定有所影响。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上海办公室主任何彼得博士在致开幕辞时阐释到，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德国外交关系特别是德中关系的重要部分。德国与中国非政府组织间各种各样的合作项目也凸现两国公民社会层面交流正日益增加。中国需要应对极大的气候政策挑战。为了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应有更完善的法律框架，专业环保新闻从业者与强大的非政府组织。
在第一组讨论中，河南大学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阐释了中国建设碳交易制度的计划。中国可以学习欧盟2005年成立的碳交易制度以及各种各样的自愿或地方性的项目的经验，譬如澳大利亚与美国。2009年以来中国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为达到减少全球碳排放的目的，中国的压力日益增加。张教授认为这个压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它能够推动中国减排的努力。中国国务院已经决定，到2015年将建立全国自愿的碳交易制度。有些试点项目已经开始实行了。张教授介绍，为了实现计划必须先克服不少的障碍，包括不健全的法律结构，公共认识不足与数据测量等领域技术知识的缺乏。
Christoph Bals先生, 德国非政府组织“德国观察”（Germanwatch）的主任，在他的报告中介绍了德国在实现“能源转向”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德国打算到2050年减排80% （与1990年相比）并同时把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比例提高到80%。德国联邦政府还决定到2022年将关闭所有的核电站。Bals先生解释道，这并不是挑战而是一种机遇，因为到现在为止，由于核电站的赢利，电力公司没有着重大量投资可再生能源。他把德国的“能源转向”称为“第一次全面转变一个发达国家的能源机构的大试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不可缺少的是公民社会的参与。80%的德国人以及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支持“能源转向”。
在此后的讨论中，与会者对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核能在中国与全世界的前景表示了极大的兴趣。Christoph Bals先生说明，核电不但风险高，而且成本也很高，从经济角度来看核电也并不合理。所以他认为出于成本的考虑，在全世界核能的使用将日益减少。除此之外他还解释道，德国实现“能源转向”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怎样扩展电网与建设足够的储存设施。
第二组讨论主要围绕媒体在传播关于气候保护、环境污染的后果与相关应对方案的知识方面的作用。中国的记者首先介绍了环保记者在中国的工作。他们验证政府提供的信息，并引导围绕某些特定主题的辩论。此外，他们还支持非政府组织的环保措施，自己也身体力行。Andreas Landwehr先生，德国新闻社北京办公室主任，表示媒体应该致力于弥合气候变化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经验的差距，以加强公民环保意识并改变自己的行为。除此之外媒体也必须让社会听到环境破坏受害者的声音。新浪环保频道主编章欢女士介绍，在气候和环境问题上，由于博客和微博客动员能力，网络新闻的作用日益重要。除了超过400个专门报道环境主题的报纸杂志之外，也已经有几百个主题网站传递各种环保信息。通过这种新媒体，可以更快地传播知识并动员人们参与各种各样的环保活动。
第三组讨论的主题是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气候保护方面的作用。首先，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的周志家教授介绍了中国环保NGO近年来的发展。这几年，中国环保NGO的数量与影响力日益增加。它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乃是还不够独立，需要依赖政府，同时为了得到融资又依赖企业。因此，政府应当给予非政府组织更加大的空间，不仅在环保方面。在中国，非政府组织目前已经有很丰富的专业知识。厦门市绿十字环保志愿者中心总干事马天南女士，以自己的组织为例介绍了非政府环保组织的实际工作。它们希望通过自身的行动扩大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扩大公民参与机会，并能够跻身地方政府的游说与咨询机构。
在最后的圆桌讨论中，德国与中国的专家与学生组织代表讨论如何加强公民社会在气候保护方面的参与。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的康保锐教授指出，主要应该发现和鼓励另一种更环保的生活方式。《中国改革》杂志的秦旭东指出，“社会媒体”对扩大公民参与的程度的贡献尤为显著，因为通过它们传播信息与动员公民更容易，并使得政府必须加强信息透明度。传统媒体也必须更独立，以便更有效的履行其职责，传播环保知识、提出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与会的学生代表指出，在中国，关于环境和气候问题的知识应该成为教育内容，同时要加强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信任。
